美国大麻合法化的博弈(上)

香港艺人房祖名与台湾艺人柯震东涉嫌吸毒案引发很多人对大麻的关注和讨论,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阿拉斯加州,俄勒冈州和佛罗里达州将在11月4日的选举日就大麻合法化进行投票。然而,大麻合法化仍然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议题,尽管有很多人支持,但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大麻vs酒精vs香烟

今年7月,华盛顿特区通过了大麻去刑事化的法律条款,不再将吸食和持有少量大麻(1盎司以下)作为一项罪状来处罚。

华盛顿特区大麻合法化运动主席亚当•艾丁格(Adam Eidinger)正在自家后院里抽大麻。“有什么感觉?舒畅,敏锐,我感觉今天早上让我苦恼的事情已经不再让我感到一丝烦恼了,之前有的压力也都没了。”

根据现行法律,个人在华盛顿特区持有1盎司以下大麻只会得到25美元罚单和没收大麻的处罚,不再被捕入狱 。为了支持大麻合法化运动,艾丁格自己捐赠了3万美元,并把自家的客厅改造成华盛顿特区大麻合法化运动的办公室。艾丁格说,自己患有关节炎,而食用大麻能够有效减轻自己身体的疼痛;并且与酒精相比,大麻的危害要小得多。

艾丁格说,“我们知道,大麻会弱化人们的攻击性,会降低人们行使暴力和疯狂行为的冲动,和酒后驾车相比,使用大麻的人们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而酒精则会让人变得暴力,有很多家庭暴力行为都是酗酒造成的。”

根据联邦《药物、毒物及受控物质法》,大麻与海洛因,LSD(麦角酰二乙胺)等同属于最严重的一级管制药品(Schedule 1 Substance),而可卡因,冰毒则属于二级管制药品。美国药品政策联盟的政策经理马利克•伯内特博士(Malik Burnett)认为,将大麻与海洛因划为同一类很不科学。

药品政策联盟政策经理马利克•伯内特说,“把大麻列为一级管制药物是完全不合理的,一级管制药物是有高度上瘾风险并毫无医疗作用的,但现在有大量研究证明大麻是有医疗效果的。21个州已经修订了法律,使医用大麻合法化,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运动,我们也希望最终能够修改联邦法律,因为目前现有的政策很陈旧,而且与科学不符。”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支持大麻合法化。霍华德大学医学院教授威廉 •劳森(William B. Lawson)专门从事与酒精和大麻上瘾相关的研究。他说,大麻的确能让人产生愉悦感(Euphoria),放松并减轻压力,因此它被用来娱乐,或是当作镇痛剂使用。但大麻仍然有副作用,而且可能产生的效果与使用的剂量相关。“大麻的确会让人变得容易分心,无法集中注意力,所以如果有人在过度使用大麻后驾驶汽车,将会有危险。另外,有小一部分人会食用大麻上瘾,他们无法停止服用,从而影响正常活动。此外,还有一小部分人会因长期吸食大麻而引发精神疾病。”

大麻管制与青少年

根据全国药物滥用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大麻的食用者中有9%会上瘾,这一比例在青少年中上升到近17%,而每天食用大麻者中,25%~50%会上瘾。此外一项新西兰的研究报告表示,过度使用大麻会使青少年的智力水平下降8点。

威尔•琼斯(Will Jones III)是华盛顿特区反对大麻合法化运动的发起人,他将反对大麻合法化运动起名为“两个足矣”,意在强调有香烟和酒精就足够了,不需要第三种让人上瘾的药物。琼斯曾亲眼目睹大麻对年轻人的消极影响。他说,“我以前有位小伙伴,因为抽大麻,完全毁掉了自己的教育和职业前途。他没有上大学,而且我可以说,他失去了生活的动力。”

艾丁格有一个10岁的女儿,因此他将自己的大麻锁在铁盒子里以防女儿误食。艾丁格说,大麻合法化,有利于加强管理,从而可以降低人们从非法渠道获得大麻的风险。

艾丁格说,“我19岁上大学时,有人给了我一支大麻,但后来我们才发现这支大麻里掺杂了别的东西,里面有PCP(天使粉),一种非常强烈的化学药物。有人把PCP添加到了大麻里,但是没有告诉我们。所以如果大麻合法化,这样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相反,如果大麻不合法,会更加危险。”

伯内特博士说,大麻合法化更有利于监督管理,减少非法市场交易的风险。“非法市场会崩溃,人们会去正规的商店,光明正大地购买大麻,那么他们就不再需要到某个小巷子里找毒贩买大麻了,这种买卖会消失,而毒贩也无法和正规商店竞争了。”

但琼斯说,他并不认为大麻管制能够真正起到作用,就好像对香烟和酒精的管制并没有阻止未成年人吸烟和酗酒一样。大麻合法化反而使得未成年人更多地使用大麻。“科罗拉多州应该对大麻有所管制,但是2014年才过一半,已经有超过之前一倍的儿童因为摄入大麻引起的药物中毒而被送到急诊室。”

劳森教授解释说,大麻合法化会有一种象征作用,使得孩子们更有可能食用它。“如果大麻在人们心目中建立一个比较安全且容易获取的印象,那就意味着孩子们也更有可能会接触它。”

大麻合法化与去刑事化

目前,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已经通过了大麻合法化的法律,华盛顿特区和17个州通过了大麻去刑事化的法律,此外,华盛顿特区和23个州通过了医用大麻合法化的法律。在今年11月4日的选举日,华盛顿特区,俄勒冈州和阿拉斯加州都要就大麻合法化进行投票,佛罗里达州和关岛则要对医疗大麻合法化进行投票。劳森教授说,现阶段关于大麻的研究还很有限,是否要合法化还有待商榷,不宜操之过急。

霍华德大学医学院教授威廉 •劳森说,“我欢迎大麻去刑事化,但另一方面,我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食用大麻并不是像喝碳酸饮料或者吃糖果那样。它仍然有很大的风险,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所以我希望,对于获取大麻的渠道,要增加严格限制。”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民调显示,65%的华盛顿居民对大麻合法化持支持态度。而大麻爱好者奥兰多•洛佩兹(Orlando Lopez)表示,即使大麻合法化,短时间也很难改变雇主和亲友对大麻使用者的负面看法。“我这辈子一直都是偷偷摸摸地抽大麻,像搞秘密地下活动一样,不让其他人看到。不管是什么时候,还是保持低调比较好。”

好莱坞制造的”中国人”:从黄祸到土豪

转自:搜狐文化

“好莱坞正在努力迎合中国”,这已经不是世界第一次如此解读近年来好莱坞电影中所明显体现的对于“倾向中国”的顾虑。今年春天《黑衣人3》在中国放映的版本中,反面角色中国人和主人公在唐人街枪战的情节被删除。将于明年上映的《钢铁侠3》,其漫画原著中出生于中国的反面角色“满大人”,则改由英国人扮演。

更鲜明的案例还在于,1984年的好莱坞冷战电影《赤色黎明》(Red Dawn)中,美国遭遇苏联、古巴和尼加拉瓜联军的入侵。好莱坞那时候可不怕得罪苏联人,在政治上,美、苏两国敌对多年,在经济上,好莱坞并不仰仗卢布带来的票房。但当米高梅决定在21世纪翻拍这部影片的时候,现实的俄罗斯不再对美国构成威胁,那么改成中国军队入侵怎样?这是他们一开始所做的,但这一修改所遇到的阻力却超出了米高梅的预料,中国大陆在最近的三五年中,跃升为好莱坞最重要的海外市场,得罪中国人的经济风险不言而喻。几经斟酌,影片制作者利用后期技术将中国军队改成了朝鲜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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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祸”和傅满洲博士

华人在美国电影中的出现与电影的发明几乎同步。爱迪生公司早在1895年就拍摄了喜剧短片《中国洗衣店场景》,影片主要呈现了警察和华人洗衣工的追逐逃窜场面。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银幕上的华人形象多是“苦力”的面貌,不是洗衣工,就是餐厅侍应,或是家佣。《1882年排华法案》在美国激起了反华的浪潮,华人频遭暴力袭击,被迫从白人社区撤离,唐人街因而形成,华人只能从事白人没兴趣参与竞争的行业,这也就限定了当时美国电影中华人的职业身份。

从1910年开始,“黄祸”成为部分美国媒体——尤其是在赫斯特集团控制的报纸上——的常见用语,以华人为代表的东亚人种,被扭曲为邪恶、残暴的入侵势力,仿佛是说,若不限制华人的移民和扩张,美利坚“国将不国”似的。打着“黄祸”的幌子,白种人对黄种人的歧视与排斥就被赋予了正义性和合法性。这个时期大量的好莱坞电影依据唐人街的高犯罪率现象,创造出许多华人反派形象。

傅满洲便是这当中的头号恶魔。傅满洲来源于英国作家萨克斯·侯麦创作的系列小说,他是个利用各种稀奇古怪的法门杀人如麻的恶棍,企图征服全世界。他的故事后来被改编为漫画、电影、电视、广播等其他艺术形式,渐渐成为与“黄祸”等价的文化符号。好莱坞第一次将傅满洲搬上银幕是1929年派拉蒙的早期有声片《神秘的傅满洲博士》,由华纳·奥兰德主演。奥兰德之后续演了《傅满洲博士归来》和《龙的女儿》。

鲍里斯·卡洛夫饰演的傅满洲或许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版本,这部米高梅1932年拍摄的《傅满洲的面具》对华人的态度可以说是抱有强烈的种族主义偏见和傲慢无礼,不过影片后来因其诡谲莫名的情调反而成为了一部cult经典。上世纪40年代傅满洲出现在共和影业出品的系列B级片《傅满洲之鼓》中,之后他就淡出了银幕,直到60年代英国人找来克里斯托弗·李扮演傅满洲,这个邪恶的博士才从此复活。

《傅满洲之鼓》为好莱坞的“黄祸”情结暂时画上休止符,实是因为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向美国开战,中美成为抗日盟友,在中国政府和民间的抗议下,美国国务院要求好莱坞不要再制作丑化华人或中国的电影。

善良的他者

几乎与泛滥的傅满洲电影同期,好莱坞电影中还有另外一个经典的华人形象,那就是神探陈查理。陈查理是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毕格斯笔下的一个夏威夷侦探,他温和、机智,拥有深不可测的解谜智慧,从表面上看,他的确是对傅满洲式的华人“黄祸”形象的拨乱反正,但对陈查理持有异议的观众也不在少数。批评者认为,陈查理不过是另外一种对华人的刻板印象,充其量是个“善良的他者”,他对白人太过顺从,代表了白人心目中对华人的理想期待,也就是说,华人只有像陈查理一样温顺、无害,才能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在这个意义上,陈查理和傅满洲,只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罢了。而且在西方人眼中,傅满洲更代表了东亚人的本质,而陈查理的优良品质来自于意外和熏陶。

最早的陈查理影片是法国百代公司1926年出品的《没有钥匙的房间》,陈查理的扮演者是个日本演员,之后环球、福斯公司屡次改编陈查理的故事,找来的演员不是来自日本,就是来自韩国。但直到起用白人担任主角之前,陈查理电影并未取得主流成功。是华纳·奥兰德的出演,让陈查理变得广受欢迎起来。奥兰德之前也演过傅满洲是个不应被忽略的事实。奥兰德的成功之处在于,相比原著中的陈查理,他的演绎更加温和、谦抑,也更充满温暖的幽默感。奥兰德一连主演了十多部陈查理电影,构成了福斯公司在上世纪30年代最成功的系列。

陈查理在美国的风行亦影响了当时的华语电影市场,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和香港至少拍过五部陈查理影片。原版的陈查理电影在中国也颇受欢迎,原因不难理解,遍览好莱坞电影的上海观众难得在美国影片中见到有对华人的正面描绘。

陈查理形象的出现与风靡,或许部分是因为自上世纪30年代后,日本人逐渐取代华人成为“黄祸”的靶子。华人形象有所好转,通俗文艺作品便通过陈查理之类的形象给予华人一定的“补偿”。

诱惑的妖女

黄金时期的好莱坞往往将中国视为猎奇的对象,以《上海快车》、《袁将军的伤心茶》为代表的贩卖东方情调的影片屡见不鲜,但其中也有例外。

根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小说《大地》改编的同名影片可算一例。在这部影片中,中国农民与自然作战的生活史诗得以展现,但米高梅在选角时拒绝了知名华裔女星黄柳霜担任主角,原因是《海斯法典》禁止不同种族的通婚,而男主角已经确定是当红巨星保罗·穆尼。米高梅转而邀请黄柳霜出演女性反派,被黄断然拒绝。最终黄无缘这部广受瞩目的中国题材影片,她的遭遇如今已被视为好莱坞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选角歧视。

黄柳霜大多数时候在好莱坞影片中扮演的是各种“诱惑的妖女”,除此之外,中国女人也会充任美貌、纯洁的玩具娃娃,以供白人征服和赏玩。《苏丝黄的世界》便是这样一部典型的影片,一个美国艺术家在香港旅行时邂逅美丽的旗袍女子苏丝黄,两人陷入难以自拔的热恋。在这类影片中,中国女人总是无法抵御白人男子的骑士魅力,因为他们身上的阳刚、浪漫气质根本不是中国男人可以匹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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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很能打的机器

这种情况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有所改变,李小龙和邵氏功夫片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西方人心目中的华人形象。《精武门》《猛龙过江》《龙争虎斗》《天下第一拳》等影片在短时间内震撼了整个国际影坛,原来中国男人并不都是柔弱、驯服的光头长辫子形象。

李小龙在将“功夫”(kungfu)写进英语词典,并打破华人刻板形象的同时,无意中也为华人树立起一种新的刻板现象——那就是中国人都能打、中国人只能打。这种形象后来因成龙、李连杰、周润发等相继进军好莱坞得以强化。西方电影中渐渐出现这种俗套,只要是华人出场,那么他一定是个武功高手。

成龙凭借《上海正午》、《尖峰时刻》系列在好莱坞取得的成功暂时还无人能够企及,他进一步改写了黄色面孔在好莱坞电影中的陈旧定义。和陈查理一样,没有成龙解决不了的问题,只不过陈查理用的是脑子,他用拳头。在这个意义上,他只是陈查理的暴力版。归根结底,他们都是在保卫白人社会,同时不能对它构成威胁。

成龙形象的症结在于,无论他多么孔武有力、打遍天下无敌手,他在影片中对白人女性角色始终缺乏吸引力,也许囿于英文不佳(在这方面李连杰和周润发的情况也差不多),他自己也没有表现出同女主角谈情说爱的兴趣,所以我们很难在影片中看到成龙和女主角调情和亲吻的场面。

所以即使如成龙,在他得到2000万美元的顶级巨星片酬之后,他在好莱坞电影中的功能依旧不过是被物化的,只相当于一台很能打的高级机器,他仍然不是一个完备的“人”,不会谈恋爱和顾家庭。

周润发和朱迪·福斯特联袂主演的《安娜与国王》是亚裔演员在好莱坞的一次重大突破,周润发演的角色是暹罗国王,并非华人,但华人男星与好莱坞主流一线白人女星演恋爱对手戏的确是难得一见的。可惜影片本身不算成功,周润发之后也没有更多的继承者。

中国人都是大款?

好莱坞电影发展到今天,早已成为一门国际化程度极高的跨国生意。所以,好莱坞的电影生产商对于如何在影片中处理外国及外国人形象,有一套完整的操作经验。如果一个国家和美国处于敌对状态,如二战时的德国、日本,冷战时的苏联,那么不用怀疑该国将会成为美国在银幕上的主要敌人,被攻击、取笑、羞辱不在话下。

如今相当多的好莱坞大成本制作依赖世界各国提供的免税刺激计划,其取景拍摄已变得越来越全球化,这也是好莱坞电影日益充满异国风情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在好莱坞电影的年度票房收入中,来自海外市场的比例逐年提高,已达到北美本土的两倍有余,片厂再也无法忽视一部影片可能造成的国际影响。

以中国为例,《阿凡达》、《变形金刚》等片吸引观众趋之若鹜的事实证明,这个飞速发展的电影市场正在取代日本成为好莱坞最大的海外票仓。在这种局面下,好莱坞自然要重新考虑它该如何面对中国观众的眼光。除了美特斯·邦威、伊利舒化奶、TCL等品牌在好莱坞大片中的强势植入,应该有观众注意到,中国人的银幕形象也在悄悄改变,尽管仍避免不了俗套。例如在《华尔街2》中,现实中的房产大亨张欣客串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女商人,这正是美国人的一种最新偏见——中国人都是大款。

在8月中旬,日本《东京新闻》还这样总结好莱坞的新偏好:中国人不再作为反面人物出场,更多是作为主人公的友方出现。或者至少,不让中国出现。这一结果当然也得益于中国网友日益高涨的批判声潮。

事实上,当两年前灾难片《2012》将制造方舟的中国人视作末日的救世主时,这种积极的暗示就被广泛关注。就在本周一(8月27日),《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和《超凡蜘蛛侠》同时抢滩中国,中国城市里的年轻人拿着爆米花和可乐纷纷以热情拥抱了两位超级英雄。在人满为患的影院里,救世主的身份随时发生转移,超级英雄拯救情绪,而钱包拯救好莱坞。

“中国人”形象成中美关系晴雨表

好莱坞电影中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观察某个特定时段的好莱坞影片,就可以窥见当时的中美关系。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抗战的爆发,国力处在弱势地位的中国对抗法西斯日本,赢得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的尊重,这自然反映到好莱坞电影上来。1937年,根据赛珍珠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大地》风靡美国,扮演女主角阿兰的美国演员露伊丝·雷纳为此荣获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影片以写实的风格,描述出一个中国农民家庭的生存状态。中国农民的率真、质朴,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傅满洲在美国普通民众中的印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国,中国人在美国公众中的形象大大改善,其时的好莱坞电影中,傅满洲已经没有市场,为了迎合美国民众的感情,好莱坞在一部影片中安排了傅满洲的自然死亡。1979年之后,随着大陆对外开放的持续、中美之间交流的深入和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得以全面更新。研究美国问题的资深学者、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金灿荣教授说,美国人在历史上最欣赏的形象是“绅士”,他们穿得很体面,行为很礼貌,但手上有一根大棒。而中国现在有一点像这样,中国人现在日子过得开始不错了,行为低调、谦逊,但手上大棒越来越强。这符合美国历史上强硬派的价值标准。而现在,当中国观众陶醉在好莱坞对东方的最新想象中时,有学者批评“这反映了当前中国崛起后,中国人只听赞美、顺耳的声音,有自我膨胀的心态。” 有网民发帖说,对《2012》里出现的所谓中国元素,大家平常心对待好了,既不用阴谋论,也不用激动万分。人家就是图咱们兜里的钱而已。其实好莱坞从来不隐瞒自己对开拓中国市场的渴望,理由很简单,中国有13亿人口。在好莱坞看来,中国的电影市场,“它不只是座金矿,简直就是一座未开发的钻石矿。”13亿双观众的眼睛,对于好莱坞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米高梅、派拉蒙、华纳兄弟、环球、迪斯尼、索尼以及梦工场公司等制片商从题材、演员、观众、市场等全方位设想如何进入中国电影市场早已不是新闻。现实的利益驱动,好莱坞必须比谁都更在意自己电影中的中国形象。“西方企业如果不能参与大亚洲的经济腾飞,不但会丧失商机,更可能被削弱竞争力。”也许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的这句话可对好莱坞的行为做出宏观层面的解释。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看,好莱坞替咱抬轿子唱赞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比咱们花银子自吹自擂要有效得多。《2012》中,白宫官员的那句“也只有中国人才能造出这个”,多少也是对MADE IN CHINA的肯定。

好莱坞怎样演义“中国人”

转自:文化星期五

由安吉丽娜·茱丽主演的《古墓丽影Ⅱ》正在全球热映。当中国观众引颈期待第二集能在中国银幕上一展英姿时,中影公司传来最新消息:影片在送审时未获通过,因而不能在中国上演。

看完影片,感觉西方人在恶意描写中国人

2001年的《古墓丽影Ⅰ》在中国创下1441万元的票房收入,可当《古墓丽影Ⅱ》被送到中影审查时,却没有延续第一集的命运,原因是情节和人物设置被认为有损华人形象。中影公司审片员表示:“看完影片,感觉西方人在恶意描写中国人。”此外,影片中一些极度糟糕的中国地理知识也引人发笑。

电影作品中涉及他国元素,尤其是西方电影作品涉及东方元素时,应该如何处理,一直以来都是个敏感话题。

的确,在好莱坞近期的惊险和警匪片中,中国人的面孔频频亮相,他们无法无天、不守国际惯例、到处走私军火、从事化学武器研制、进行核扩散的活动。中国人似乎成为好莱坞影片中新的反面角色。更让人担心的是,随着好莱坞拍的历史片成为年轻人的“真历史”,好莱坞眼中的中国人形象也会成为“全球标准”。

香港《明报》日前报道,监察好莱坞和美国传媒中亚裔形象的“亚裔美国人媒体行动网络”曾发出一封公开信,列出多种被传媒不断重复的“指定亚裔形象”:(1)在美国,亚裔永远是外国人,不能融入社会。电影中亚裔人讲英语时多带口音,而白人亦会以此为笑柄,令人以为亚裔人没办法融入美国。(2)亚裔美国人的职业千篇一律。在电影和电视剧集中,总是韩国人卖杂货、日本人做生意、印度人开的士,此外还有餐厅侍应、武术教练、信仰治疗师、洗衣店工人、黑社会分子、妓女。这种手法扭曲了亚裔人在美国从事多种行业的事实。(3)亚裔是白人的配角。亚裔人绝少当主角领导白人,就算是以亚洲为题材的电影,主角也大多是白人。“亚裔美国人媒体行动网络”认为,塑造这些“指定亚裔形象”的电影工作者对亚裔的认识非常片面。

其实,如果仔细研究好莱坞电影里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我们将会发现随着中美关系的起伏发展,这其间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

默片时代的好莱坞就开始了对华人的刻画

从早期的默片时代到现在,好莱坞银幕上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它们与两国之间关系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但是,由于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的文化和思想在发展上表现出很强的连续性,早期美国社会某些对中国人的简单化看法似乎有很强的生命力,一直主宰着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华人形象。

美国公众对中国人的认识有相当长的历史。早期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美国商人和传教士之口。随着移民到美国的华人不断增加,美国公众对中国人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印象和看法。

19世纪末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中国是落后、愚昧、腐朽的象征。而中国在美国的移民,也是当时美国种族主义文化的牺牲品之一。好莱坞影片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丑恶思想倾向的产物。

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默片时代,好莱坞电影就开始了对华人形象的刻画。默片时代的电影对东方世界的态度带有很强的猎奇性,着力夸大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唐人街也几乎成为所有与华人有关的电影的选景地。

早在1894年,美国就曾拍摄过一部近半小时的无声片《华人洗衣铺》,以闹剧的形式展示了一名中国男子如何想方设法摆脱一个爱尔兰警察的追捕。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形象具有极度的漫画倾向,拖地的长辫和伸长的指甲是被着力夸大的特征,他们十有八九是恶棍和罪犯。

默片时代对中国人惟一比较正面的刻画是好莱坞早期的电影大师格里费斯完成的。在其1919年的影片《破碎的花朵》中,格里费斯塑造了“黄面人”形象,一个代表着尊严与和平的中国人。值得注意的是,该片引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东方男人对西方女子的追求。这在当时是西方人无法接受的。为了避免过分的争议,通常是让一对东西方恋人双双死去。《破碎的花朵》也难脱窠臼。

渐渐地,东西方异国情恋的主题产生了一个新的变形。身材娇小、一头乌发的东方女子,对白人来说是所谓“异国情调”的化身。在西方的大众文化里,“异国情调”包含着强烈的性暗示,而性爱和色情本来就是好莱坞电影招徕顾客的看家本领。好莱坞早就把中国女子与白人男子的性爱和恋情故事作为表现异国情调的一个重要素材,而且也有一定的套路。

“傅满洲博士”在好莱坞时起时落,宛如中美关系和美国政治的晴雨表

早期好莱坞银幕上,贯彻“黄祸论”思想最彻底的形象,便是“傅满洲博士”(Dr.Fu Manchu)。自1929年,好莱坞曾经连续拍摄了一组以“傅满洲博士”为主角的电影,在美国公众中影响极大,“傅满洲”也由此成了一个众人皆知的银幕形象。他集中了当时美国白人对东方华人世界所有最恶劣的想像,这也是好莱坞在塑造这一形象时的用意所在。当时的宣传材料曾这样描写“傅满洲”:“他每一次弯动手指、每一次耸动眉毛都预示着危险。”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的事迹曾激起美国公众的同情和仰慕。为了不冒犯公众的情感,好莱坞在某部影片中安排“傅满洲”自然死亡。但1949年以后,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好莱坞电影密切配合官方的反共反华宣传,积极扮演着冷战意识形态宣传战的急先锋角色。“傅满洲”这个十恶不赦的恶魔形象便再次复活,并且更加邪恶恐怖。直至1980年,好莱坞仍不放弃这个形象,拍摄了《傅满洲的阴暗计划》。该片激起美国华人世界的一片抗议之声,加之其粗制滥造,主题又是老掉了牙的故事,因此并无票房价值。

“傅满洲博士”这个精心打造的脸谱化形象,成为好莱坞刻画东方恶人的原型人物。这个“中国妖魔”的隐秘、诡诈,他活动的帮会特征,以及作恶手段的离奇古怪,都被好莱坞反复利用、修改、加工。直到今天,任何力图妖魔化中国的好莱坞电影,都不断地回到“傅满洲博士”这个原型人物,鲜有偏离和创造。

查理·陈作为正义和法律的象征,一直未被美国华人世界认可

好莱坞电影对中国与华人形象一贯的恶意丑化和诬蔑,不但受到美国华人社会从未间断的抗议和抵制,也曾引起当时中国政府的不满。一段时间里,好莱坞似乎有所收敛,并试图做一些弥补的工作,其结果之一就是另一个中国原型人物的产生。

从上世纪20年代中到30年代,在好莱坞银幕上另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中国人形象 就是侦探查理·陈(CharlieChan)。据说,其生活原型是一名活跃的华人侦探,经作家加工、改造,从20年代起流行美国。好莱坞据此拍摄了近50部系列电影,塑造了又一个较完整、统一的中国人原型,他是正义和法律的象征。

尽管如此,这一形象却一直未被美国华人世界认可。原因来自这个形象本身。设想一个由白人演员扮演的中国侦探,在现代化的美国大都市,满嘴陈腐不堪的东方格言,行为乖张怪戾,怎么能不成为美国观众眼中的丑角笑料?而这样一个小丑,已经算是好莱坞中国人形象中的“正面角色”!

赛珍珠的《大地》提供了一个非西方民族和人民的真实形象

傅满洲和查理·陈是好莱坞早期电影史上两个最重要的中国人形象,折射出当时美国主导社会势力对华人移民的基本态度。30年代后期,尤其是在中日进入战争状态后,美国曾一度视中国为自己的同盟。相应地,美国媒介对中国及中国人的刻画也有所改善,昔日华人的恶魔形象暂时甩给了日本人。好莱坞为迎合战时需要,开始拍摄以中国本土为背景的电影。

1937年,根据赛珍珠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大地》就是其中之一。赛珍珠是美国最早以中国为背景进行小说创作的作家。她根据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写就数部描写中国底层农民的小说,并为此而荣获诺贝尔奖。赛珍珠的小说在30年代的美国广为流传,是当时美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来源,其中尤以《大地》最受欢迎。该小说曾在美国先后发行200万册,而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也极为成功。据统计,电影发行后的一段时间内,大约有2300万美国人看过这部电影,而别的国家观看此片的人数高达4300万。

赛珍珠的小说在美国公众心目中造就了中国底层人物的形象,细致刻画了中国农民恶劣的生活状况,而与此同时又避免卷入任何国家利益的纠纷。

电影《大地》在当时的美国取得轰动性成功,扮演女主角阿兰的美国演员露伊丝·雷纳为此荣获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影片《大地》力求写实,通片用的都是中国音乐。影片中王龙一家的曲折命运,主要人物自然率真、感情真诚的表演,都给美国公众提供了丰富的中国农民形象,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他们昔日对中国人笼统而模糊的认识,而中国农民的坚毅、勤劳,在天灾面前的无畏,以及在道德方面的判断力给当时的美国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大地》堪称是好莱坞电影中一部表现人性美的杰作。它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提供了一个非西方民族的真实可信的形象,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种族、族裔和文化的差异,展示了人类的生存困境、意志与情感。但是,赛珍珠的小说及电影也在无意中制造了新的刻板形象。中国底层大众始终挣扎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用原始的生存手段延续着生命,土地与他们终日相伴。

赛珍珠始终选取中国底层大众的命运沉浮作为小说创作的题材,这中间不乏女作家对中国农民深深的同情与热爱,但同时也渗透着她从家庭获得的强烈的传教士心态。在美国公众看来,中国普通百姓始终是需要保护和拯救的。这很自然地会引导他们以救世主身份自居,饱含怜悯地看待这些在宗教信仰上“未开化”的人们,引导观众将其与统治他们的政府作尖锐对立。事实上,赛珍珠的小说及后来改编的电影成为之后美国人想像共产党统治下中国百姓生存状况的重要资源。

《大地》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票房上,都是一个成功。借着这种成功,好莱坞曾将赛珍珠的其他小说陆续搬上银幕,如摄制于1944年的《龙种》等。赛珍珠的中国系列小说在当时的美国是一个文化时尚。《大地》公演期间恰值中日战争,大量关于日军在华暴行的报道也纷纷传回美国,激起美国人对侵略者的义愤和对抗日民众的同情。随后,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冲突也逐步升级,最终导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可以说,当时的政治氛围是像《大地》这样的电影所以流行的重要原因。

80年代以后:中国人形象日益复杂多元

80年代以来,美国涉及华人题材的电影呈现出了复杂多元的风貌。一方面,好莱坞仍有不少制片厂和导演在老调重弹,继续生产旧式反华反共的电影,制作以查理·陈和傅满洲为主角的新单元。另一方面,华裔群体慢慢有了自己的导演和演员,开始在美国影视界占据一片天地,制造自己的声音。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王正方(PeterWang)和王卫恩(WayneWang)。他们或是加入某些取材中国或描写华人生活的影片的摄制组,利用自己的身份来影响电影的制作;或是自筹资金,独立制片,力图撇开旧式好莱坞电影的条条框框,贯彻自己的思路,从而瓦解美国主流社会中那些根深蒂固的反华偏见。

但是在里根入主白宫以后的数年中,美国至上的意识极度膨胀。大肆渲染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制造新的美国神话,就很自然地成为这一时期美国传媒和大众文化制品的首要使命。

米高梅公司1985年拍摄的《龙年》就是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中的产物。它选取纽约唐人街为拍摄现场,讲述越战老兵斯坦利·怀特新任警察之后,如何整顿美国的治安死角——唐人街的故事。该片跟以往的唐人街影片一样,《龙年》中的唐人街依旧是黑帮活动猖獗,枪杀事件似家常便饭。这是80年代美国涉及华人题材的影片中最有争议的一部。

该片公演后,美亚裔社团和媒介实体曾举行多次抗议活动。迫于舆论压力,米高梅公司事后在影片的开头特别附加了一条声明,称该影片无意诬蔑或无视亚裔群体,特别是华裔群体的诸多可敬可贵之处,如影片中的内容与现实生活中的任何组织、团体、个人或唐人街有雷同之处,那纯属偶然,云云。但影片拍的是唐人街,讲的是华人的事,上述声明的虚伪之处自不必待言。

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使好莱坞曾一度失去了几十年一贯的反面形象的来源。于是,寻找新的“坏蛋”成为近年来好莱坞电影的一大任务。中东、中亚都成了反面人物的来源之地。也有一些迹象表明好莱坞开始把眼光转向中国。1995年美国摄制了一部高投入、大制作的巨片《红潮激浪》,其娱乐性很强,与近年中国进口的好莱坞大片相比毫不逊色。但影片开始时,却穿插了有关中国西部核基地的背景故事,影片中的战争狂人企图发动核爆装置,炸毁中国核基地,诱发新的全球大战。影片非常暧昧地暗示中国军方在这场阴谋中有某种参与。

透过好莱坞电影对华人的刻画,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多年来的种族主义偏见是多么根深蒂固。好莱坞电影对于华人在美国社会的巨大贡献视而不见,从未正面表现过华人在美国科技、教育和商业等领域里的活动。对于在美国之外的中国人和中国本身,好莱坞的偏见也从未有过减少。

电影本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最近世界电影界的国际化趋势在不断加强,许多中国电影、演员和导演逐渐在国际影坛崭露头角。大家最熟悉的,也许算陈冲了。陈冲的确是从中国大陆的电影界到美国,并在好莱坞闯出了一片天地的佼佼者。但她的经历也非常曲折艰难,有许多辛酸故事。不过好莱坞白人一统天下的局面正在被打破。这些都是值得庆贺的事。但是在庆贺的同时,我们不应忘记,好莱坞电影从根本上说,仍然是美国商业化文化的产物,是美国和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最重要媒介。对于好莱坞模式宣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它所大力渲染的美国和西方的种种神话,我们都不能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

美国模范族裔中的弱势群体

在美国,亚裔人士由于勤劳成功而被人们称为模范少数族裔。然而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一个现象却是:在亚太裔这个所谓的模范人群中,有很多人处于弱势并且得不到帮助。一些学者也开始呼吁政府对处于弱势的亚太裔提供更多的资助。
 
索克布朗尼·育是一名高中生,她的父母是柬埔寨难民。和她许多同学一样,育的家庭经济困难,而父母也没钱供她和她的三个兄弟姐妹上大学。
 
“我们的确要面对经济问题,这使得我们申请读大学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承担不起。”
 
在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举行的题为“美国变脸”的研讨会上,卓越教育首席运营官兼政策研究副主席德博拉·圣地亚哥(Deb Santiago)说,忽视或漠视弱势少数族裔是一种犯罪。她说:“你不能放弃你服务的社区,现实的情况是,他们或许在K-12基础教育体制中失败了。但如果你不给他们提供其他机会,而让他们再次失败,我认为则是一种政治犯罪。”
 
在美国,亚太裔学生常被贴上“模范少数族裔”的标签。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科学与比较教育学教授罗布·寺西(Rob Teranishi)说,这种偏见忽视了占多数的弱势亚太裔群体。
 
“在美国有这么一种成见,那就是亚太裔的学生都能上大学,读顶尖的名牌学校,比如哈佛,普林斯顿,伯克利等等。但事实上,美国的社区大学和其他门槛较低的四年制大学里聚集了大量的亚太裔学生。”
 
美国进步中心的“进步2050”项目副主席范妮萨·卡德纳斯  (Vanessa Cárdenas)说,
 
“亚裔美国人社区里的一些群体处境非常艰难,比如说,老挝裔和柬埔寨社区里25岁以上的成年人分别只有13%和14%的人有大学本科或以上的学位。”
 
AANAPIPI是美国教育部专门服务于亚裔、印第安人及太平洋岛民学生的项目,并由联邦政府资助。符合该项目的高等教育机构一般有10%以上的亚裔、印第安人及太平洋岛民学生,而且很多来自贫困家庭。亚裔及太平洋岛民美国奖学金基金会主席兼执行董事尼尔·堀越(Neil Horikoshi)介绍说,该项目对弱势的亚太裔学生提供了全方面的帮助,并让家庭条件困难的学生有机会继续接受高等教育。
 
“这包括很多方面,比如说在他们的社区里提供暑期过渡项目,帮他们适应从高中到大学的转变,这对很多移民的家庭和学生非常重要。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提供学习社区,组建包括支持者,领导者,教授,家庭和社区成员在内的网络来确保学生们能够继续学习和接受教育,了解他们的需求并解决问题。”
 
阿逸多·塔瓦尔科尔(Ajita Talwalker)是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高级教育政策顾问,她表达了奥巴马政府对该项目的支持。
 
“本届政府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让低收入以及代表性不足的家庭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和成功。”
 
然而,寺西在报告中指出,目前的资助远远不够满足高速增长的亚太裔群体,少数族裔服务项目仍然面临着很大挑战。
 
“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资金问题,这些机构在获取资源来支持他们工作方面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试图做的事情就是鼓励政府给这些有针对性的努力提供更多的资助。”
 
堀越说,美国正在变脸,亚裔与太平洋岛民是美国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群体,到2050年,美国预计会有四千万亚太裔美国人,而有色人种将不再是少数族裔。

中国投资移民热持续升温

近年来,中国富人对美国的投资移民项目(EB-5)的兴趣急剧飙升。2004年,仅有16名中国人获得投资移民签证,而2013年,申请投资移民签证的中国人数达到了6895人,占同类签证总人数的80%以上。
 
马里兰州的何珍珍律师介绍说,EB-5投资移民主要有两种方式。
 
华裔律师何珍珍说:“投资一百万,然后制造十个全职的就业机会,也就是雇佣十个全职的员工,然后可以取得绿卡,这是一种途径。另外一个途径就是投资五十万,在经济比较萧条的地方,失业率比较高或者经济比较不好的地方。还有一种就是你可以投资到一些区域中心。这些所谓的区域中心其实他们都是一些公司。他们预先向美国移民局提供过一些他们的计划,然后取得了初步的核准。”
 
安洁利可·布伦纳是首都EB-5区域中心的总裁,该公司的投资移民项目有着100%的通过率,而其中很多客户来自中国。布伦纳说区域中心的优势在于,投资者除了投入资金以外,无需直接承担创造就业以及经营管理的责任。
 
布伦纳说:“区域中心很受欢迎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你不需要直接去创造工作,但是你的投资可以间接地创造工作岗位。一笔50万美元的投资可以让你,你的配偶和21岁以下未婚的子女移民到美国。从你提出申请开始,审理过程一般在12个月以内。”
 
根据美国移民局的规定,审理通过后申请人将拿到“临时绿卡”,而两年之后则可申请“永久绿卡”。但何珍珍说,投资区域中心是存在风险的,如果该区域中心管理不当,很有可能会使投资者人财两空。
 
何珍珍说:“即使是这些区域中心(Regional Center ),他们被移民局承认的是他们有资格可以接受50万的投资,但是没有保证说可以最终拿到绿卡。 ”
 
布伦纳说,相对于经济上的风险,投资者们更看重的是他们是否能够顺利拿到绿卡。布伦纳说:“他们最关心的是他们的绿卡。但只要他们在移民方面有保障,他们往往愿意承担一些经济上的风险。”
 
对于区域中心项目之外的投资移民途径,何珍珍说,它们的实际开销远远高于投资者的预算。“光是去付这十个员工的薪资,再加上公司本身需要的房租和所有的开销,在差不多四年的时间过程中远超过100万美金。”
 
今年2月,加拿大联邦政府在新公布的年度经济行动计划中,无预警地宣布将终结投资移民计划,使成千上万中国富豪移民梦碎。如今美国投资移民持续升温,布伦纳建议申请人要在年初尽早提出申请。
 
布伦纳说:“每年有一万的投资移民签证配额,而且是按照‘先到先得’的方式分配的,申请人,配偶和子女都会占用这一配额,也就是说每个投资移民项目可能会占用四个EB-5签证的配额。所以,现在我们到国会游说,试图修改这一规定,让移民局每年提供一千个投资移民的申请配额,而不只是一千个投资移民签证配额,从而让这个项目的容量扩大将近4倍。”
 
何珍珍认为申请者不必担心投资移民配额的问题。她补充说,EB5并不是中国富人唯一的移民方式,满足EB5移民条件的申请者,大多都可以通过申请L1签证,用更少的钱更快速地拿到绿卡。
 
何珍珍说:“一般这些人自己都有公司,你在某一个母公司,国内的公司里面,你是经理的职位,有最少一年的时间,然后你在美国设立一个子公司的话,你可以自己把自己调来子公司来, 然后你可以用美国的这个子公司帮自己办绿卡。”
 
根据胡润研究院的调查,三分之二的中国千万富翁有移民海外的打算。何珍珍说,中国富人选择移民美国主要是为了子女的教育。
 
何珍珍说:“几乎我每个客户真正希望的是他/她的孩子到美国来读书,因为这些人都是自己有事业,在国内有很多事情,并不是为了自己,而且他们在国内的生活品质也很好,他们自己没有意愿或者理由到美国来,纯粹是为了孩子。”

抗争与适应:中国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矛盾由来已久。尤其是近来,在西藏和新疆等地区,少数民族的抗争引起国际社会的深切关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者韩恩泽博士认为,中国民族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国家认同问题。而如何解决国家认同问题,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者韩恩泽博士是《抗争与适应:中国国家认同的政治》一书的作者,他认为少数民族对境外同族社会的认同和境外支持这两个因素在国家认同的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方面,他们拥有境外同族社会这一更好的选择,比如维吾尔族人有土耳其和其他中亚国家,而对于藏族人来说,他们有在印度的流亡社区。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来自境外的不同程度的支持,比如苏联在40和 60年代对维吾尔族的支持,以及美国在50年代对藏族的支持。”

韩恩泽对中国境内的维吾尔族、朝鲜族、蒙古族和藏族人口进行了调查和比较,认为他们对于中国国家认同构建政策分别采取了反抗、移民、融入和自治的策略。

韩恩泽说,维吾尔族认为土耳其和苏联时代的中亚在各方面条件上要比中国新疆优越,再加上来自苏联、美国、土耳其等国的境外支持,因此对于北京构建“中华民族”的政策很抗拒。此外,由于维吾尔族人与汉人相貌差异较大,因此也使得他们难以融入中国主流社会。

“黄皮肤,黑头发,还有黄种人的特征,这些都是主流的对中国人形象的描述,这也造成了一个与种族有关问题,就是谁属于,谁不属于中国人这个身份框架之中。”

韩国发达的经济和文化吸引了很多朝鲜族人移民韩国或迁移到韩国投资和留学生群体集中的中国城市。很多朝鲜族人移民到了韩国,其中大多数是非法劳工或者是通过结婚移民的朝鲜族女性。但由于朝鲜族人缺乏境外支持,甚至还会受到来自韩国人的歧视,他们在看待韩国(包括朝鲜)和中国的关系方面显得很矛盾。98%的朝鲜族受访对象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并让子女接受双语教育。

蒙古族认为蒙古国尽管有着更多的文化自由,但缺乏吸引人的经济模式,它也不能给蒙古族提供境外支持。因此,蒙古族人并不抗拒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反而选择积极融入。

“一个主流的趋势是蒙古族的父母会把子女送到汉语学校,而不是蒙语学校。所以可以预期在将来,教育会导致更多的同化。”

对于藏族而言,国际援助的存在和缺乏往往影响到藏人对本民族认同运动的兴起和衰落。此外宗教自由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目前,绝大多数藏族人支持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路线”,也就是实行民族自治。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为113,792,211人,占全国人口的8.49%,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8.41%上升0.08个百分点。韩恩泽认为,“中华民族”或者“中国人”的概念很难客观地定义,而应该由个人自身的认同决定。

“我觉得你很难从外部客观地定义这一概念,这种身份应该由那些认同他的人来定义。所以,如果你问‘你是不是中国人?’而人们回答说‘是’,那么就没问题。所以我不认为这一概念必须要有特定的文化和民族因素。”

美国律师所或向马航波音提出巨额索赔诉讼

马航370航班的遇难家属们发出愤怒的声音。3月25日,100多名失踪乘客家属在马来西亚驻北京使馆前进行抗议。但是这仍然不足以弥补他们失去亲人的痛苦。史蒂夫·王(Steve Wang)代表遇难家属,表达了对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强烈不满与失望:“我们对马航处理家属合理诉求的态度感到极其失望,同时也对马航多次欺骗全世界人民的行为感到愤慨,我们希望在此向全世界揭露马航的谎言。”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25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称基于已有的证据,马航表示已经接受关于马政府发布的声明,确认飞机已经失事,机上人员无一生还。

但是,美国芝加哥瑞贝克律师事务所的全球航空诉讼主管莫妮卡·凯丽(Monica Kelly)认为这次坠机事件是机械故障造成的,而波音公司也应该为这次事故负责任。她说:“我们认为波音777有设计上的缺陷,我们也认为有一半的机组人员并没有足够的应对紧急情况的训练,我们认为飞机坠毁前机舱的气压曾突然下降,从而导致机组人员与乘客失去意识,这也是为什么飞机会在耗尽燃油后,坠入印度洋中。”

这是该公司专家根据以往的坠机事件得出的结论,1997年在印度尼西亚坠机的胜安航空185航班(Silk Air Flight 185)和2005年在希腊坠机的太阳神航空522航班(Helios Airways Flight 522)都曾出现过高空失压的状况。凯丽补充说,此前关于飞机被劫持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劫机者把飞机撞向一个无人的区域这很不合理,如果他们打算自杀,他们肯定会把飞机开到附近人更多的地方。”

波音公司的新闻发言人约翰·邓恩则认为,在调查结果出来前,不能轻易下定论。他说:“每起飞行事故都有一系列不同的原因,但总的来说,航空是非常非常安全的,所以你不能草率地根据不同的事故做出推论。”

瑞贝克律师事务所已经向伊利诺伊州库克县巡回法院提交了对马航失联客机MH370的制造商波音公司和承运公司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进行调查的申请。如果调查证明波音公司存在设计缺陷,那么所有运营商购买的波音777型飞机都得解决这一问题。

凯丽说,该公司打算为马航失联航班家属,针对马航和波音提出数百万美元的诉讼:“我们可以为所有乘客每人提出几百万美元的诉讼,我们期望能够代表50%以上的受害者。”

该事务所曾为2013年7月在旧金山坠机的韩亚航空214航班的117位受害者提出法律诉讼,而韩亚航空的事故飞机也是一架波音777。

邓恩则澄清说,目前该律师事务所并未提出诉讼。他说:“如果你看了法院立案,我相信这还没到诉讼的那一步,只是准备活动。”

目前,凯丽正在北京与马航失联航班遇难者家属接洽。她说:“他们大多并不了解他们有权在美国起诉事故飞机的制造商波音公司,所以我们的工作是告诉他们这些信息,征求他们的意见,让他们做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