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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美国理论:跨国孤独与离散团结

Transnational Solitude and Diasporic Solidarity

概述

曾经答应一个朋友,写一篇关于美国留学生活的文章,可是这份作业拖欠了好久一直没有交上。留学美国,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能够概括的,何况很多有着辛酸与成功经历的predecessors早已对这一话题有过充分的阐述。比如,某个女博士用7年时间从某理工科PhD转到Law School读JD,最后找到理想工作,但却失去了爱情,逝去了青春的故事;以及某个十万男,拿着滕校学位,经历各种竞争淘汰,拿到华尔街某银行高薪工作后,发现蛋疼,生不出孩子,老婆吵着要离婚的故事;当然,也还有某高材生,被骗回国,拿着空头支票,后悔不已,遂跳楼自尽的故事;还有多年前发生在本校的某孤僻天才怪男,打手枪,和自己的中国师弟,以及美国教授同归于尽的故事。

我来美国才一年半,尽管租了房,买了车,总算适应了Iowa City这个中西部小城的生活和环境,可很多经历和想法仍还处于发展阶段,也还没有上述提到的那些曲折精彩浪漫感人的故事。但是,作为一个有着实验精神的实践派“经验”主义者,以及爱荷华大学电影系10年来的唯一中国研究生以及目前全系唯一的亚洲研究生(今年新来的某孤僻韩裔美国学生不列入此类别),趁现在对美国的很多初始印象还记忆深刻,我的感受和经验应该对国内怀有美国梦的朋友们有些许参考价值。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 Transnational Solitude and Diasporic Solidarity”,中文无法翻译,如果一定要翻译的话,或许是“跨国孤单与流散团结”。此标题除了拽文,也是对华人留学生在美国生活状况的一种普遍二分法的归纳。前者意指主动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这一 melting pot的群体,以少数在美国攻读人文艺术法律,或进入白人占主流支配地位的相关行业及家庭的华人为代表;而后者意指,散居于美国,但仍秉持于坚守祖国文化与意识形态而独立于美国主流文化之外的亚文化群体,以多数占领美国众高校的理工实验室,并以中文为实际交流工具的中国留学生和Chinatown为代表。然而作为一个后结构主义批评者,我并不赞成这种二分法的二元对立关系。所以,在下面的篇幅里,我将从几个方面概述我对美国的印象和感受。本文原本曾打算用英文写作,但几经考虑,还是决定用中文代替,一来锻炼一下我的中文语言能力,二来方便大家阅读与传播。然而,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文中仍会有部分英文用语的直译,以及英文原文的引用造成的pidgin Chinese现象,略显晦涩,还请读者见谅。

一. 身份认知与美国梦

留学美国,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这种身体与精神的二元流浪,就好像是背负着沉重的古老东方文明的镣铐,赤裸着下半身,性受虐般地接受着强大如城堡的西方文明的阉割,在象征秩序的铁门外梦游呓语,在想象秩序的边缘绝望地挣扎。

这也是我刚来美国的第一个学期,在文化休克的蜜月期过后的直接感受。一面在坚持执着地构建着梦想的通天斜塔,而一面又格式化般无情地将斜塔的奠基粉碎。然而斜塔毕竟是铸建在土地之上,这座被连根拔起,并嫁接异地的斜塔,在每一次的冲突与震动中,都增加着倾角。作为研究生院电影系的一个外国人,我总是在体验“后种族主义”歧视的同时,又接受着以“全人类一体”为理想的人道主义教育。

对美国梦的解构和重铸几乎是所有外来人口自我认知的第一步,而且有着美国梦的绝不仅仅是中国人。而促成美国移民法令变更的最大动力更非在美国仅占4.5%人口的Asians(包括亚洲人和亚裔),而主要是中东和拉美非法移民。根据民主党的某一调查数据,在所有的外国留学生中,中国学生的回国率几乎是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而中东地区,南美,以及东南亚部分地区的留学生,几乎到了美国的终极目的就是生根落地,打死都不回去。而成为美国公民则是很多一代移民的最终幻想。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美国梦,而这个梦往往是在来到美国之前就已编制的十分美好,尤其是对美国这块土地的偶像化和神圣化更是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媒体渲染成正相关。然而,就好像Inception一样,飞机着陆的时候,往往就是梦醒时分。美国虽然美好,但是仍有很多社会问题:贫困,高犯罪率,人情冷漠,种族隔离等等。然而,大多数旅居者却不愿意这么快就从梦中醒来面对残酷的现实,抑或是一个梦未完成就尝试进入下一个梦境,从而处在一种side-kick的半梦状态里痛苦纠结。

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把所有来到美国的外国人题设为“American Wannabes”,加上美国是一个多种族多文化的多元国家,于是对于外国人,“见多识广”的美国人一般don’t give a shit。于是对于有着“热情好客”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到了美国后受到的这种冷遇往往与出国前的心理期待差异极大,再加上北美缺少日照雪上加霜的天气,每到冬天,一种孤独感油然而生。此外,对于一个以吸纳包容移民中的精英阶层为理想的社会形态,加上美国人自身的本土中心主义和对美国身份的无比自豪,增加了“外国人身份”的自卑感。然而对于秉持面子中心主义的多数中国人来说,这种自卑感是难以承受和承认的,于是潜意识里的自我防御系统产生了各种抵抗机制,其中主要的两个方向就是“自我否定—融入”和“自我隔离—他立”,也即是概论里所描述的中国留学生对于美国主流文化反应的两种行为倾向的心理驱动。

对于美国主流文化的“融入”即意味着对原文化的否定,也即“洗脑”。这个过程是十分痛苦和煎熬的,而且时常伴有犹豫与自我怀疑。就好像一台PC电脑,装满里数据带到美国,突然要重装成一台苹果系统。于是问题就随之而来,因为一台PC电脑即使操作系统换成了苹果,他仍然长着一副PC的脸,周围的苹果和PC仍把他当作PC对待;同时,对于PC系统里数据的依恋导致了这个PC的格式化过程进行得并不彻底,于是新的苹果系统从一开始就充斥着PC的数据碎片。刚来美国的第一个学期,我也经历过如此类似的过程,一方面有意识的将自己与华人的亚文化圈疏离,一方面主动尝试融入美国同学的圈子,和美国同学打交道。然而,美国的大学里没有班的概念,所有的学生,不论专业,都是自己选课,于是也都有不同的schedule。美国学生又很独立,一般上课时间到才出现在教室,下课时间到就立刻离开,很少有机会能够交流。美国的本科孩子一般都是和兄弟会姐妹会的孩子们,或者是和俱乐部,社团(比如橄榄球队,田径队)一起hang out和party,而研究生一般下了课就回家陪老婆带孩子,所以一个学期下来,很多一起上过课的美国同学几乎又变成了见面微笑,但连名字都记不起的“熟悉的陌生人”。

怀着对文化探寻强烈的好奇心和严谨的research态度,我还是混入了不少美国学生的party。有研究生的,也有本科生的。因为Iowa是一个97% White的州,所以我经常是一唯一的Alien Asian的身份出席。研究生的party比较无聊,一般就是一大堆有着相同研究方向的人扎堆到某个house里喝酒聊天(话题一般围绕在专业,文化,政治,语言上,很少聊八卦),再就是玩把乒乓球往杯子里仍的drinking game。本科生的party多样化比较多,也有一大堆人在某个house里喝酒,放音乐,玩游戏的,大家喝high了再一起到Bar里面dry humping,看对眼的再互相带回家ONS,菜鸟一般灰溜溜的回家。还有一种就是orgy party(这种不多见,可能party school独有),一堆人玩到凌晨3点,等菜鸟都撤了,剩下的都不清醒了,大家就开始组队,早上起来一般都不知道谁是谁的谁了。

我去过一个美国研究生同学的生日party,一堆人坐在一起吃生的胡萝卜,然后玩猜字游戏。尽管我的词汇量已经很可观了,但很多时候听到人名地名还是很无奈。因为,美国人会把他们小时候看的动画片或者电视剧里的人物名当做common sense来猜,这个我就无语,还有,我对生吃胡萝卜这种娱乐活动也实在提不起兴趣。所以,每看到美国同学留着口水,答对了猜字故事的谜底,high-five叫好的时候,四个字和冷汗就从我额头上冒出来了:文化差异。毕竟,别人比我在这块土地上多待了20多年,即便textual上的差异可以弥补,但contextual上的东西实在是无从下手了。

本科孩子的party也观摩过一些,其中一个是二三十个男孩,七八个女孩的house party。女孩大多打扮得很性感,画着浓妆,踩着高跟,身上tan得跟Latino一样。每个漂亮的小女孩身边也都围了好几个拿着酒瓶流着口水的本科小男孩(小指心理年龄,不是个子)。大家的行为很多样,动机很单一,有的小男孩pick up成功就会直接带走,或者直接上楼,有的会在后院里make out,还有的女孩不肯走的,要么矫情,要么就是等着最后留下来打Boss的。还有一个本科生的Halloween party的男女比例也很失调,我的美国小哥们带我入场的时候,现场是11个女孩和一个菲律宾裔男孩,其中一个白人女孩坐在他的腿上,一个靠在他的背上,这个party的女孩的平均性感指数相对较低,有个别突出的,但也有个别obese的姐们,估计dating可能成问题。

和美国人交流,语言与其说是一个障碍,不如说只是一个门槛儿,因为过了门槛,还有文化这堵围墙需要翻越,当然,围墙之上还有个叫做“种族”的玻璃天花板会在后面的部分进行讨论。不过,要想跨越门槛,翻越围墙,撞破玻璃天花板也不是不可能。一个成功的例子是我一个印欧混血的朋友的父亲,20多年前从印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来到美国读的本科和硕士,现在在芝加哥西郊的富人区里有栋小别墅,四辆车,两条狗,他的儿子高中时就偶尔偷偷开着他老爸的敞篷小宝马去学校里把妹。不过奇怪的是,他的儿子和女儿,尽管是half-white,但仍总是混迹在Hindi-America的亚文化圈里。好在他们自得其乐,不想,或许根本也没有想过,何谓“融入”以及是否有“融入”的必要。仿佛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圈子就是American。

然而对于几乎每一个留学生来说,华人圈永远是充满了极大诱惑的,而且这种地位无法替代。前两天,和两个美国朋友一起看了英文配音版的《英雄》,她们对其中的martial art choreography并没留下太多印象,但却被故事里的self-sacrifice的理念所吸引。而这一理念也正是东方文化所特有,而为西方文化所难以理解的。尽管人们往往报怨中国人来了美国,常常变得比美国人还要asshole,但是真当一个人最困难最绝望的时候,能够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提供帮助的,仍还是那些华人朋友。另外,相同的语言,饮食习惯,文化背景,以及漂泊在异国他乡的这种莫名地孤独感,也是中国人容易扎堆在一起相互取暖的重要原因。我很庆幸自己在美国的一年半里真心交到了几个中国朋友,偶尔大家聚在一起,也有种家的感觉。

汉堡和披萨固然好吃,可是吃多了,也会败胃,还容易上火。但每天吃中餐快餐,似乎又浪费了美国如此diverse的资源和环境。所以,在尝试了格式化PC安装MAC之后,我选择了使用双系统,尽管会占用更多的内存,而且两者偶尔会打架,需要切换,但时间长了,也慢慢开始习惯了。

美国梦的误区就是错误的以为人到了美国,拿到了英文的身份证,顿时就牛B了许多。事实上,换的只是地方,人还是老样子。而且来到美国只是一个新的开始,而这个新的开始则是以放弃之前的历史与辉煌为代价的。总之,梦想是一座通天斜塔,而对斜塔高度的期望,决定着风险指数和所需努力的程度。

二. 刻板印象与文化霸权

一月某个周末,和美国朋友凯蒂一起去Coral Ridge Mall看了3D的《青峰侠》,回家的路上,她一直特别兴奋地与我分享电影的观后感。Recapitulate一下就是:没想到这部被marketing弄得看上去像一部愚蠢的传统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的片子竟然这么有意思,如果不是Lewis你邀请我,我不一定会去电影院看这部片子。而且它既不sexist(凯蒂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所以这也许是她经常和我这个所谓的minority一起hang out的原因,women和minority在美国总是同时被放在unprivileged的这个title下),也不racist,并且剧本和导演风格(Action-Objective表演模式的灵活运用)都很成功……

诚然,这部片子,不论是对于台湾演员周杰伦,还是好莱坞主流商业电影对Asian(亚洲+亚裔)男性的representation都算是一个小里程碑,然而,该片对于stereotype的颠覆,并未在李小龙扮演的Kato的版本上有太大的突破。尽管周扮演的Sidekick在功夫和科学小发明方面显得很抢眼,似乎抢了主角不少风头,而我认为,这至多只能算是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主义(Culturalism)对market imperatives的一次小小的妥协。这就和成龙,李连杰,周润发的repressed Hollywood stardom相同,主要是将Chinese elements作为一种异国的,东方主义化的(exotic, orientalized)卖点出现,而并非是以Chineseness作为意识形态的输出。Kato的角色依然是对Asian的刻板印象的强化与集中——castrated, asexual kung fu monkey king, whitephilia, and model minority science geek.片中唯一一次Kato与女主角的一场浪漫感情戏最终仍以象征着castration的disillusionment告终。同时,作为一个以喜剧为定位的超级英雄片,片中的白人小哥作为主角的地位仍是无可动摇的(不论是从出场时间,还是包袱与笑点设置,故事线索等等都能看出)。有趣的是,该片所隐藏的意识形态还很好地反映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白人中心幻想以及对维持Asianplotation(Blaxploitation的引申与推广)现状的渴望:Asian尽管各方面overachieving,但再怎么努力,仍然只是白人大哥的sidekick。尽管不情愿,Asian男子注定是默默无闻地在幕后搞科研的廉价劳动力,性压抑,偶尔意淫白人女子但往往以失败告终,而白人男子作为成功的管理者,掌控着资金,到处抛头露面,坐享荣誉与利润,地下室里摆满了各种跑车,床上睡着各路性感美女。

以上对《青峰侠》的论述,只是为了表达一个观点,就是中国与美国的对话,或者说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的对话,在后殖民文化的语境里,从来都没有一个平等的基础。当代史上,所谓的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征服”一直一来都是以“被征服”为代价的,殊不知90年代中国媒体大肆渲染的张艺谋斩获金熊金狮,陈凯歌问鼎戛纳,打着人道主义与弘扬东方文化的旗号,实则是以peddling auto-ethnography, self-exoticism, absent Chinese male body (and therefore Western male gaze) and self-positioning as the sexual other为前提的,五代导演们凯旋的欧洲艺术电影节之旅,在西方学界看来,不过是熟读游戏规则后的自我潜规则。同时,Asian动作明星李小龙,成龙,李连杰“打”出的好莱坞天下,不过是白人主流话语中,与musical, pornography并列的视觉奇观,以及非裔与拉美裔等少族族群被阉割的种族寓言。曾经读过几篇文章说,70年代,功夫片的引入,对同时期出现的黑人的嘻哈(Hip-hop)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Hip-hop,尤其是breaking dance里的一些地板动作以及battle的模式,都曾受到中国功夫的启发,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纽约著名的Wu tang clan (大家有兴趣可以research一下),同时黑人街头文化也表现出了强烈的攻击性,有人认为这种暴力倾向很大程度上与功夫电影有关,并间接导致了黑人社区的高犯罪率。

成龙的功夫喜剧,从Rumble in Bronx开始,以及后来的Rush Hour系列里面,都体现了一种强烈的black connection. 而也有学者认为这是成龙因其电影在美国黑人群体里受到的欢迎程度远远高于白人而做的marketing strategy的调整。李连杰的Romeo Must Die曾在影片末尾有一场他与女主角的吻戏,但由于影片试映期观众反映对此镜头表现出不适应(原文好像是uncomfortable),这场戏最后被简化成了一个拥抱。银幕上的这些对Asian Male的刻板印象化以及性去势直接造成了在美国主流文化语境中,黄种男孩dating白种女孩的困境,以及亚裔男子性感绝缘体的“神话”。与此相反的是,好莱坞,或者说欧美主流电影里,白人男子与黄种女子的浪漫爱情故事,却不胜枚举。从 The World of Suzie Wong里的美国画家到007的特工邦德,白马王子般的white heroes总是能够成功地拯救或者玩弄mysterious而又submissive的亚洲女子。

当代西方男权社会里,phallus总是和power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象征,对异国女子的征服,往往象征着对该国文化的征服,而对异国男子的性去势则代表了对该国国力的完胜。因而,Asian男子与White女子的配对自然是美国主流(白人中心)文化所不允许的。尽管,随着亚洲电影市场的潜力升值,这种文化禁忌正在逐渐妥协,然而这种由经济因素驱使的妥协仍然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下限。或者说,可以把它理解为好莱坞与美国主流文化censorship的重要部分,只是这个审查制度与国家广电总局相比,更加intuitive和autonomous.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隐形的政治武器,就好像是功夫片里的慢性毒药,是通过对大众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浸泡与冲击而发挥作用的。作为流行文化的重要阵地和ideology carrier,电影在跨文化传播与意识形态的灌输方面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和影响,比如,中国80,90后群体中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盛行,以及性开放的泛滥和好莱坞电影的意识形态入侵脱不开关系。

在美国,自从anti-miscegenation law被废除以后, Asian-Caucasian couple在美国的interracial marriage群体里占了最大比例。而 Asian-Caucasian这一混搭中,白男亚女的比例远远高于白女亚男(如果没记错的话,有篇paper上说这个比例大于9:1)。而这种由白人男子主导的社会性的Asiaphilia现象与银幕上interracial romance的representation不谋而合。而作用于当代中国社会,这些representation于媒体对西方世界敬畏的崇拜,造就了国内所谓的white fever,抑或是white fantasy。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漂亮的中国女子和看似平庸(实则也许更平庸)的白人男子十指相扣,唇齿相依(例子参见百度图片,或出门右转)。当然,其中有大量white trash,但也不乏超越种族,文化,国界的真爱出现。俞敏洪的夫人好像专门在博客上发表过一篇批评性的文章。对此,我只是提出现象,并不批评,因为本人是既是袁隆平“杂种优势”的粉丝,又是miscegenation的supporter,同时还低烧着white fever. 此外,个人认为,亚洲的审美观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呈现出一种白人化的趋势,甚至存在一种white fetish. 比如当代中国男性大众以及媒体对于美女的审美标准,往往是偏向于白人的普遍人种面部及身材特征,比如大眼睛,双眼皮,高鼻子,瓜子脸,长腿(相对于上半身比例),白皮肤(白人则喜欢把皮肤tan黑),丰满的胸臀部,高个子,接近欧美标准的头身比等等,韩国明星整容时也大多往这个方向发展。这里不是推行种族达尔文主义,而是想提出一种可能,即审美观的主观性及可塑性,这就好比唐代以胖为美,而这在当代社会似乎难以接受的标准。当然,也有另一种观点支持审美观的普世标准,Discovery曾经做过一期节目,提出某种特殊的身材比例(以玛丽莲梦露和奥黛丽赫本为例,两人尽管一旁一瘦,但臀围与腰围比例相同)是最适合生育,也被认为是最性感的。我的一个4岁就来到美国的Chinese American朋友(现在是公民,而且英语几乎是母语水平),一次喝醉酒,她告诉我她date过的所有人都是Caucasian,而且她认为Asain guys不attractive或者sexy。这也许只是她的个人喜好,但不论如何,对于西方文明的毫无防范和无条件接受或许会带来新的xenocentrism和identity crisis,尽管这似乎有些危言耸听。

自鸦片战争使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列强破门而入以来,作为衰败与没落的古老东方帝国曾经无比骄傲的子民,我们的民族记忆与民族文化始终是被侵略与被践踏的民族创伤。带着一种仿佛与生俱来的自卑感,我们的民族存在感与认同感,始终是在第一世界经济渗透与文化侵略的霸权下的一种再确认。不论是“阳刚”的中国足球,抑或是“坚挺”的中国电影,甚至是韩寒吵嚷着“独唱”着的“没落”的中国文学,当代中国文化不自觉而又无可奈何地,在韬光养晦的政策与快速增长的泡沫经济之间,在西方世界新黄祸威胁论的唱词与全球资本主义的霸权话语体系里,投射着一种延续的“东亚病夫”姿态和后殖民主义焦虑。

不光是大众文化,在精英文化,甚至是学术批评界里,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对话也呈现出一种前者对后者屈尊俯就的姿态。西方世界的“第三世界批评”首先将第三世界放置在了一个异己的,他者的客体位置上,而其核心的“民族主义”概念则把第三世界看做是第一世界的依附,尽管这种附庸关系的往往是以反思,反抗,甚至是与文化帝国主义的搏斗的形式而存在。

殖民主义时代带来的英语作为世界语的强制通行,造成了学术对话的基础的不平等。母语习得时能指与所指的一一映射关系决定了第二外语作为表意系统的局限性。同时,象形文字的蒙太奇式的表意系统与字母文字的单词库+树形结构机制的系统性编码差异决定了东亚国家人群对英语的习得性困难远远高于字母文字的使用者。大部分的中国学者,研究生要经过六年中学和四年本科的英语教育,十年的寒窗苦读,体验GRE,TOEFL的摧残,踏着同胞们在英语考场上的尸体,才能够幸运地拿到funding,获得坐在美国大学的某个教室里与来自英语世界的counterpart们对话的资格。而这种对话,往往是以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无语”与“失语”为前奏的。那纸终生期盼的offer letter里,除了金钱与梦想的诱惑,还有一张无形的,不平等的文化契约。

然而,“无语”与“失语”仅仅只是美国梦的开始,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尤其是人文艺术学科的学生,就好像《青峰侠》里的Kato一样,必须付出远大于甚至倍于美国同学的时间与努力,才有可能获得与他们相同的成绩(亚裔也是victim之一,不过原因不一样,与Affirmative Action有关,后面论述)。所以,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每到周四周五晚上,往往能看到一个人种segregation的奇观。White kids打扮得时尚性感在大街上走,准备去酒吧或者参加各种house-party,而Asians kids则背着书包,灰头土脸地往图书馆走去。这种说法本身也有stereotyping的嫌疑(but stereotypes are sometimes true),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近年来也逐渐向北美输出了大批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他们在改变美国主流discourse对Asian的Stereotyping方面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三. 个人偏好与后种族主义

今晚和一个德国“纳粹”哥们哈根一起从学校recreation center走到hillcrest去吃饭,被他的回头率所惊讶。几乎路上每隔十米就有至少一个美国美眉偷看他,当然这些美眉的视线在作者面前以光速扫过,毫不停留,就好像作者如空气般,毫不存在。

哈根长着一副典型的希特勒所标榜的优等人种的样子——北欧雅利安人的脸,金发碧眼,一米九几的个子。虽然本人一直没有要把自己强加在“帅哥”这个行列里面,但6英尺1英寸的身高在国内挤地铁和公交的时候偶尔还是会招来一点点的余光。然而,作者从小到大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今天这样和一个“帅哥”走在一起回头率差异如此悬殊的情况,而且竟然还是在多元文化主义盛行,种族关系日益和谐的美利坚合众国!谁说美国人就没有white-philia?

这个德国哥们,不仅是麻杆身材,性格也比本人要内向的多,总的来说,把他放在德国人堆里也就是和大家一样,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不过自从他到了美国,就艳遇不断,顿时成了“金色战斗机”。每次去美国人的party,都有各路美女主动跟他make out。据说,一次他在rec center健身的时候,旁边有个美国美眉一边做运动,一边盯着他看,最后还一路跟着他走回了宿舍,再后来据说他就和这个美眉make out了……

而且,有趣的是这个哥们还老爱跟我鼓吹和抱怨说美国女孩很easy,让我听着觉得很好笑(当然,在peer pressure 的作用下也难免有点嫉妒和“自卑”)。最近他又打算暑假出去road trip,因为没有车,他就去了一个party跟几个美国美眉pitch,再然后就有两个美眉主动答应放暑假开车带他去road trip……当然,这两个美眉的目的路人皆知。

不过,最让作者诧异的就是,同样是国际学生,而且对于大多数中西部农村的美国白人来说,很明显作者本人的亚洲面孔应该比他的样子更像是美国人眼中的“外国人”。可是,两人在美国的交友经历却如此不同:这个德国哥们每个礼拜都很苦恼,不知道应该去哪个party,而作者上周在美国同学的建议和敦促下,好不容易办了个home party,结果到头来,竟然没有人show up……

如果,作者要把这样的个人经历上的差异说成是racism,或者是discrimination的话,好像太过分,而且以偏概全,不合逻辑。但事实上,身边很多的少数族裔(或者说是有色人种)的朋友在交友和约会时都有类似的经历。按照作者另外一个美国朋友艾瑞克的话说,这个叫做preference。这个美国哥们说他从来不date black,只date white, latino 和 asian。另外我还认识几个美国女孩(包括一个亚裔),她们公开承认,只date black and white,不觉得Asian male性感,而且她们也认为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大家有自己的preference,合情合理。所以,很多中国学生都会觉得,和美国朋友(包括亚裔美国人)的友谊往往到了一个瓶颈,就很难深入,而欧洲的同学却似乎很容易渡过这个瓶颈,甚至不存在这一障碍。那么,这仅仅是因为文化的不同么?或者说,这就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当然,还有很多的美国人在选择交友和约会对象的时候也有如此的偏好,只是没有公开罢了。更有甚者(我在某舞蹈课上遇到的几个美国本科小美眉),在讨论帅哥的时候用的是黑白二分法,好像男人不是白的,就是黑的,剩下的就不是男人一样,于是坐在旁边的我就又一次充当了Invisible Asian的角色(这也我在之前的文章里提到的亚裔美国人在美国文化里经常充当的形象,比如以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等代表的Asexual Kung Fu Monkey King,以及美国主流媒体对亚裔群体的mis- and under-representation)。

同时,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不论这些偏见或者成见的持有者是哪一族裔,这一偏见的受害者(对象)里很少会出现白人的身影。而且作为白人自身,他们往往感受不到,也拒绝承认这种差异,而是想当然的把这种有利于自身的preference take for granted。甚至有人把作为白人得到的这种“社会福利”当做是个人魅力和能力的结果,或者就像我的德国哥们一样,认为American girls are easy。当然,很多去过中国,并且受到各种礼遇的白人还会有一种幻觉,认为Chinese girls are easier……

那么,这种群体性,系统性的偏见和成见,到底是否足以构成种族歧视呢?根据美国自相矛盾的各种法律和修正案,这个是不成立的。但是这种“软歧视”的现象,却又实际存在,并且对社会不同的族群的生活经历有着极大的影响。

欧洲对于亚非拉美的奴役早已和殖民主义一起沉睡在了历史书圈的记忆中,而美国大陆上白人奴役黑人,屠杀土著人,欺凌黄种人的血泪史,也成为了历史车轮下逐渐风化的印迹。

那个白人追着黑人骂他黑鬼,坐着小汽车拿小石子砸亚洲劳工的种族主义时代也已过去,而如今是一个黑人自称为黑鬼,唱着rap,穿着喇叭裤,fuck全世界;墨西哥人冒死翻越边界线在美国领土生孩子;而亚裔美国人鄙视亚洲新移民的年代。而以上提到的美国社会的这种系统性的对有色人种和新移民的“软歧视”以及对于刻板印象背后Mokita(Truth that we all know, but agree not to talk about)的矫枉过正(包括affirmative action),我姑且称之为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后种族主义。

而这种后种族主义在全球化语境下的表征则是世界性的“由浅入深”的人种等级制度(白人至上,黄种人次之,而黑人则在等级阶层的最底端),以及近期西方媒体和学界泛滥的新中国威胁论(大概就是说,预计在2025年,当中国经济超过美国经济后,随之而来的中国政治和文化影响将会颠覆西方几个世纪以来创造的文明秩序,而建立一个由中国为中心的新秩序)。

对于这种全球性的人种制度,和中国崛起的讨论,大家可以去看Martin Jacques的新作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这本书主要是针对西方读者,强调不能用西方的思维来解读中国,but paradoxically,书中也偶见Jacques本人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误读,以及用西方式的逻辑推理来预测中国未来的论述。而关于人种差异的生物学基础,大家可以去看The Bell Curve。

尽管作者本人对于这种普世道理也小有兴趣,然而本文更加关注的还是中国学生在美国的生活经历,以及这些经历背后的社会原因。如果说上面提到的偏见现象是作者本人的无病呻吟,那么下面则是关于作者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美国的一些更深切的“不爽经历”以及作者认为这些经历背后可能存在的vicious circle。

与作者本人居住的Iowa City毗邻的小城Coralville有一家中餐馆叫做“川园”,这家餐馆的川菜几乎是Iowa City一带口味最好的。和许多美国餐馆一样,这家餐馆的菜单也是分成两种,一份for here,一份to go。这种菜单体系是和美国的国情相符的,对于美国人来说,在餐馆里坐下吃饭是比较正式的一件事情,而且受到了服务就应该支付一定数量的小费,所以很多美国人喜欢打电话点菜,然后打包带走吃,这样可以省去一些不必要的费用。因此,很多餐馆考虑到这些“打包族”的需要,都会制定一份打包菜单,并且菜价往往比for here菜单要便宜一些,薄利多销,以吸引更多顾客。然而,这家川园餐厅却对外卖服务搞起了“双重标准”,对于点外卖的中国学生“一视同仁”,也就是说,只要是中国人点外卖to go,一律按照for here的菜单价格进行收费,也就是说,点同样的菜,作者本人每个菜要比美国朋友多支付大约一美元(Iowa City的同学可以找个美国同学一起做实验,考证一下)。更有趣的是,作者曾拿着收据去店里询问老板,老板按照外卖菜单的价格退还了“青椒土豆丝”的50美分,但却以“最近物价上涨”为由,不肯退还“川乡烤牛肉”多收的一美元。

其实作者并不在乎那一美元钱,只要中国顾客能和美国顾客一样得到平等待遇,即便to go菜单上的价格和for here的完全一样也所谓,但作者不大愿意接受的事实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美国被曾经是中国人的美国人歧视。当然,作者的抱怨听起来似乎有点沙文主义,但seriously speaking,这种小小的discrimination如果被公布于地方媒体,或是呈上法庭,都会给这家餐馆带来这“一美元利益”所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同时,这又一次应证了中国人在美国的naturalized inferiority,这就好像,即便作者自己没有第三世界自卑情结,还硬被强加上了一个低等民族份子的烙印。

然而,作者在美国餐馆里的“不爽体验”,这并不是第一次。第一次的“歧视”经历是作者在riverside casino的自助餐厅里和两个中国朋友吃螃蟹没有被服务。周围客人的桌子从头到位一直干干净净,不停的有服务员更换盘子,而我们的桌子上螃蟹壳堆成了小山,那些服务员都视而不见。还有一次是在iowa city的pizza店Airliner。一次是和中国朋友同去,等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周围晚来的客人都快吃完了,我们桌子的pizza才上来。还有等等等等。当然不排除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些不到位的服务,都是偶然性小概率事件。同时,一些在餐馆打工当过服务员的美国朋友也有一种理论,就是很多人不愿意服务那些潜在的不给或少给消费的顾客,而这些顾客往往是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少数族裔和新移民。

对于中国人来说,和朋友出去吃顿饭简直是比美国朋友之间互相hook-up还要随便得多的一件事情,再加上很多刚来美国的中国学生(美国人称之为Fresh Off Boaters)不习惯美国餐厅相对高昂的菜价和小费文化,所以很多中国学生支付的小费往往相对较少。然而,一旦某个群体的成员普遍underpay,那么这个群体便会生成don’t tip的刻板印象,而这一stereotype最直接影响就是这一群体得不到与主流群体平等的服务,而受到“歧视”的成员又会带有惩罚性的拒付小费,从而加深刻板印象,造成恶性循环。

于是,我每次去餐厅时都会注视着服务员的眼睛,因为从中我往往能够读出她那职业的甜蜜微笑下隐藏的潜台词:shit, another Fober… 而当我付完20%的小费走出餐厅时,我能够察觉到她那同样甜蜜的微笑下眼神的不同,不是喜悦,而是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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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éma Vérité

Cinéma vérité is a style of documentary filmmaking, combining naturalistic techniques with stylized cinematic devices of editing and camerawork, staged set-ups, and the use of the camera to provoke subjects. It is also known for taking a provocative stance toward its topics. Cinéma vérité can involve stylized set-up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filmmaker and the subject, even to the point of provocation.

Some argue that the obvious presence of the filmmaker and camera was seen by most cinéma vérité filmmakers as the best way to reveal the truth in cinema. The camera is always acknowledged, for it performs the raw act of filming real objects, people, and events in a confrontational way. The filmmaker’s intention was to represent the truth in what he or she was seeing as objectively as possible, freeing people from any deceptions in how those aspects of life were formerly presented to them.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filmmaker should be the catalyst of a situation.

Ross McElwee, a filmmaker-anthropologist with a rare appreciation for the eccentric details who made Sherman’s March, belongs to the school of personal cinéma vérité. Michael Moore carries the format to an extreme.

Fly on the wall is a style of documentary-making used in film and television. The name derived from the idea that events are seen candidly, as a fly on a wall might see them. In the purest form of fly-on-the-wall documentary-making, the camera crew works as unobtrusively as possible; however, it is also common for participants to be interviewed, often by an off-camera voice.

Direct Cinema is a documentary genre that originated between 1958 and 1962 in North America, principally in the Canadian province of Quebec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largely concerned with the recording of events in which the subject and audience become unaware of the camera’s presence. It is now called a “fly on the wall” document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