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教科书之争越大洋 美国韩裔对日本海说不

美国的地图和教科书通常将韩国所说的海称作日本海。不过,最近韩裔美国公民却发起了一场请愿运动,要修改教科书。

当弗吉尼亚州的韩裔美国人彼得·金(Peter Kim)发现读五年级的儿子的教科书上韩国的东海竟然被称为日本海时,他觉得非常震惊。

他说:“我问他,克里斯,你知道日本和韩国中间的海么?他说,知道,老爸,是日本海。这让我觉得特别沮丧,于是我看了看他的教科书,上面的确只写了日本海 。”

美国教科书上日本海的名称触动到了韩裔美国人社区的神经。弗吉尼亚州韩裔议员马克·金(Mark Keam)说,“日本海”的名称是上世纪日本在朝鲜半岛殖民时代的产物。

他说:“我妈妈出生在韩国被日本殖民的那个时期,尽管她是100%的韩国人,有韩国名字,说韩语,她上学时却必须要用日本教材。 ”

在彼得.金的领导下,韩裔美国人社区发起了请愿,并在白宫的请愿网站上募集了十二万签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hambell)在白宫请愿网站上作了回应,他说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就是一个海域只用一个名称。而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海域,按照惯例,美国称其为“日本海”。

白宫请愿的结果并不令韩裔美国人社区满意,但彼得·金并没有放弃,他联合了其他的韩裔美国人父母,自掏腰包,到地方政府进行游说。

他说:“联邦教育部告诉我让我去找州政府,地方政府,这不是我一人能完成的事情,于是我就召集了其他像我一样关心这个问题的父母亲们,大家聚在一起,成立了‘韩裔美国人的声音’这个组织。”

因为他们的游说,弗吉尼亚州的参议院和众议院最终通过了这一法案,只要州长签字,这项法案很快将会在弗吉尼亚州执行。马克·金解释说,这意味着今后弗吉尼亚州教育理事会购买的教科书的地图上必须要有日本海和东海两个名字。

在美国,联邦政府无权干预中小学教科书的内容、编排、审定和发行。教科书的内容和审定通常由州教育理事会负责,再由各地方的学区根据本地的情况从中选择。

弗吉尼亚州有大约8.2万名韩裔美国人,远多于该州约1.9万的日本裔居民,新任州长特里·麦考利夫(Terry McAuliffe)在竞选期间曾表示,他支持教科书上日本海和东海两种名称同时标注。

然而,日本是弗吉尼亚州第二大的经济合作伙伴。日本大使佐佐江贤一郎(Kenichiro Sasae)为此致信州长麦考利夫,并亲自到里士满会见弗吉尼亚州议员,希望阻止该法案的通过。马克·金认为,日本大使的造访是小题大做。

他说:“一个国家的大使想要干涉我们用怎样的历史教科书教育学生,并且在他的一封信里毫不含糊地威胁说,如果你们通过这项法案,将对你们州进行经济制裁,这实在是太离谱了。”

彼得·金补充说,日本大使馆为此还专门聘请了一家擅长游说的大型律师事务所,但这反而引起了弗吉尼亚州议员们的反感。

日本大使访问弗吉尼亚州后不久,韩国大使安豪荣(Ahn Ho-young,)也会见了弗州州长和议员,从而使得本来是地方性的议题上升到了美国与日本、韩国两个战略伙伴外交关系的高度。

有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质疑,这一海域命名的更改涉及到了美国的外交关系,而弗吉尼亚州政府没有有资格制订涉及外交政策的法律。

马克·金否认了这一说法,他说这只是地方教育问题,与联邦无关;通过这项法案的目的不是为了让韩国得到特别的关照,而是为了让学生了解这里存在争议。

“弗吉尼亚人,和美国公民们想要做的是让历史教科书反映真实的历史,而不是仅由赢得战争的一方所书写的历史。在课上,学生已经得知这里存在争议,但是在地图上却没有反映出来,所以我们要让地图和他们所学的知识相符。”

马克·金认为,该法案的通过对韩裔美国人来说,有着很大的意义。

他说:“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历。作为一个移民,一个韩裔美国人,我14岁来到美国,我从没有想到能够目睹有一天,像我还有我的父母这代人一样的移民,为了自己关心的事情,愿意拿起电话,写信,发邮件给政策制定者,甚至亲自到政府大楼前来游说。我希望这只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韩裔美国人也能像其他的美国人一样参政,并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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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感叹: 中国领导人难当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研究从邓小平到习近平的中国领导人。他在新书发布会上说,中国领导人如今是越来越难当。

“你不会想当中国领导人的,你真的不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项目主任戴维•兰普顿(David M. Lampton在马里兰大学美中关系讲座上作出了这样的感叹。

过去二十年来,兰普顿不断跨越半个地球前往北京,对中国各个阶层人士和政府官员进行了五百多次采访,并在今年一月份出版了新书《追踪领导人:统治中国 – 从邓小平到习近平》(Following the Leader: Ruling China, from Deng Xiaoping to Xi Jinping)。

在书中,他肯定了几代领导人统治下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所取得的骄人成绩,但同时也感叹了在中国当领导人的艰难。

兰普顿说:“很基本的一点是,中国处在一个艰难的大环境里,被那些中国认为很难对付的邻国所包围,当然,这些邻国也不认为中国那么容易对付。”

兰普顿说,中国不仅与邻国关系紧张,与美国的关系也存在问题。

兰普顿说:“我认为,中国和美国互相都将对方看成是对自己影响力的最大威胁,不光是安全层面,从公众舆论角度来看也是一样。”

兰普顿认为,中国除了外交的困境外,在内政上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然资源的稀缺。

兰普顿说:“除了煤、人口、稀土矿产之外,中国几乎所有的资源都低于世界人均水平,首当其冲的便是水资源,但现在你还得加上新鲜空气这一项了。”

兰普顿用一个三维立体图形象地描述了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执政期间,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和资源分配方面的变化,以及领导者中央集权的弱化。

兰普顿说:“当邓小平1977年7月复出的时候,中国处在什么位置?我会说它在这个立方体背后的右下角。那如果要问中国2013年大概处在什么位置,我会说它在这儿。所以我要说的是,中国的政治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兰普顿指出,中国当权者今天所处的环境跟邓小平当政时期非常不同。首先,现在中国领导人的个人权威跟毛泽东和邓小平相比已经变得非常虚弱。其次,中国社会大为分化,不同阶层和利益集团之间矛盾百出。第三,中国民众掌握的金钱、才能和信息等资源越来越多。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压力下可能走上几条不同的道路。兰普顿说,第一条路是重振中央集权和专制统治,但是这将跟中国现在急剧变化的社会大势背道而驰。第二种可能是,面对动乱和衰退,一位具有感召力的强人上台,在中国进行大刀阔斧的民主改革,当然也有可能实施更加暴戾的专制统治。

第三种情况会非常危险:中国社会继续多元化,但是却不能建立相应的制度和规范,因此对内不能实行负责和公正的治理,对外不能采取具有建设性的行为 – 结果将是天下大乱。

第四种情况是:中国领导人兼顾国内各阶层、各领域的不同利益,建立真正的法治和监管机制,不再依靠经济增长、物质丰富和全球地位来证明自己当政的合法性,而是建立一套真正得到民众支持的政治体系。

兰普顿说,这种新的政体不见得一定是全面的民主制,但是必须具备基本的民主特征,比如民众直接参与地方政治,为官者完全透明,司法和反腐机构更加独立,公民社会更加活跃,对行政权、立法权和民事机构做例行检查。如果这一切都成为现实,中国政府可能有一天会允许人民直接选举最高领导人。不过,兰普顿表示,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习近平是否愿意让中国走上这样一条路。